一、择业

　　终于拿到了饭碗

　　在清华大学学习了四年的西方语言文学，带着满脑袋的荷马、但丁、莎士比亚和歌德，在毕业即失业的20世纪30年代，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吗？

季羡林

　　那时候有两句名言：“毕业即失业”；“要努力抢一只饭碗”。一个大学毕业生，如果没有后门，照样找不到工作，也就是照样抢不到一只饭碗。

　　出路有没有呢？当然有，那就是出国。如果一个人能出国一趟，当时称之为“镀金”，一回国身价百倍，金光闪烁，好多地方会抢着要，成为“抢手货”。于是，留学热在当时非常浓烈，弥漫全国，其声势之大决不会亚于今天。因此留学牵动着成千上万青年学子的心。

　　当时要想出国，无非走两条路：一条是私费，一条是官费。前者只有富商、大贾、高官、显宦的子女才能办到。后者又有两种：一种是全国性的官费，比如留英庚款、留美庚款之类；一种是各省举办的。二者都要经过考试。这两种官费人数都极端少，只有一两个。在芸芸学子中，走这条路，比骆驼钻针眼还要困难。是否有走后门的？我不敢说绝对没有。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，一般是比较公道的，录取的学员中颇多英俊之才。这种官费钱相当多，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适的生活，往往令人羡煞。

　　季羡林当然也患了“留学热”，而且他自认其严重程度决不下于别人。以季羡林的家境，私费留学，他连想都没有想过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“我这个癞蛤蟆压根儿不想吃天鹅肉，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程度”。而官费留学，更是不可能，因为当时只送理工科学生，社会科学受到歧视，出国留学是希望甚微的。

　　这样一来，出国留学没有希望，只得四处奔走去找工作，但找工作又碰了钉子，他陷于极端痛苦之中。快到秋天了，而饭碗还没有拿到手，如何向家人交待呢？季羡林形容自己的心情说：

　　总而言之，我大学一毕业，立刻就倒了霉，留学无望，饭碗难抢；临渊羡鱼，有网难结；穷途痛苦，无地自容。

　　正在无路可走之时，一个意外的机会来了。山东省立济南高中(也就是季羡林高中三年级的母校)的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请季羡林回母校教国文。这对于季羡林来说，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了甘露，使他绝处逢生。究其原因，因为季羡林在大学期间写的散文，有一些发表在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，在全国已经有了点名气。在母校老师们的眼中，这几篇散文就足以把他当成作家。而当时的逻辑很简单，既然是作家，自然能教国文。而季羡林心里可直打鼓，他要教国文，就要把学的莎士比亚、歌德，换成屈原、李白和杜甫，一时间换得过来吗？但是既然饭碗还没有拿到手，也就只有横下一条心了：你敢请我，我就敢去！那阵势大有破釜沉舟之概。

　　初为人师

　　就这样，季羡林应宋还吾校长之邀，回到济南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，走马上任，开始了初为人师的生活。

　　当我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候，我的心情是复杂的。可以说是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喜的是我终于抓到了一个饭碗，这简直是绝处逢生；惧的是我比较熟悉的那一套东西现在用不上了，现在要往脑袋里面装屈原、李白和杜甫。

　　这时，他考虑最多的就是“面子”问题，因为当时中学生颇有“架”教师的风气。所谓“架”，就是把不称职的老师赶走，他自己上小学时就干过这种事，现在轮到自己当教师了，自己会不会也被“架”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