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今，作假行为似乎无处不在，假货、假学历、假养生、假景点……上周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，对136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仅0.5%的人肯定自己没遇到过作假行为。具体来说，85.1%的人遭遇过“短信诈骗”，83.7%的人遭遇过“假货”，77.0%的人遭遇过“盗版书”。其他还有：虚假报道(70.4%)、盗版CD(70.3%)、街头骗术(70.2%)、假政绩(57.1%)、假发票(52.1%)、学历作假(42.0%)、学术作假(41.8%)等。

　　在急功近利、法不责众的心态下很多人开始参与作假

　　在某国际旅行社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苗新辉，前段时间每天要看上百份简历，她发现几乎80%的简历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作假问题，“面试时，我会让他们重新写份简历进行对比，工作单位、起止时间、职位等，经常有对不上的。”

　　“求职者也是被现实所迫。用人单位要求越来越高，求职的人又多，如果不修饰简历可能连面试机会都没有。”苗新辉说。

　　本次调查显示，日常生活中人们在有意无意宽容甚至参与作假。比如68.7%的人“明知是盗版书却依然购买”，47.9%的人“明知是冒牌服装却依然购买”，31.6%的人承认自己曾“考试作弊”，16.6%的人承认“论文抄袭”，14.2%的人“明知是假发票却依然购买”，5.9%的人承认自己“学历作假”。

　　知名打假人士方舟子，在接受中青报记者采访时指出，造假是有社会基础的。很多人之所以痛恨造假，不是出于义愤痛恨造假本身，而是痛恨自己没有造假的机会，所以有了机会，也会参与造假。

　　“我们的社会正在面临严重的诚信危机。”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星水律师认为，目前公众的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比较淡漠，大家觉得遵守规则会吃亏，不守规则的人往往短期获利，在急功近利、法不责众的心态下很多人就开始破坏规则，参与作假。

　　为什么有这么多作假行为?调查中，79.8%的人认为是“政府部门监管不力”;72.4%的人认为是“作假成本低，打假成本高”;排在第三位的是“相关法律法规滞后，惩罚太轻”(69.4%);55.9%的人表示“小假被宽容，导致大假横行”。

　　方舟子说，绝大部分的“假”都很低级，打假的门槛和成本并不高。但是管理、执法部门对造假缺乏监控，处罚又太轻，使得造假成本低、风险小、获益大，这才是导致造假无处不在的主要原因。

　　遭遇作假，为何61.7%的人选择“忍了”?

　　“合同上标明了房子层高不低于2.8米，等交房时一测量还不到2.6米。一共14层的楼，相当于少了整整一层!”和大多数买房者一样，北京市某图书公司职员李晓蕾遇到房地产公司明目张胆作假，尽管无比气愤，却感到无可奈何。“我们年轻人，能有个房子就不错了，工作又忙，哪有时间去投诉折腾呢?”

　　遇到作假行为，人们通常怎么办?调查中，“忍了”排在第一位，61.7%的人选择此项。33.3%的人会“和作假人交涉”，28.4%的人“不知道怎么办”，25.9%的人选择“网上曝光”，19.7%的人会“打12315”，18.7%的人会“向监管部门举报”，15.2%的人选择“向媒体曝光”，4.7%的人会“向法院起诉”。

　　张星水律师接触消费者维权16年了，他觉得，现在社会竞争激烈，很多人为生计奔波，根本没有精力去打假。“他们也没有专业的知识、经验、技巧和资金。一些人还有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’的心态。所以能坚持下来的民间打假人士。都被看成孤胆英雄式的人物，特别值得钦佩。”

　　方舟子在谈到自己坚持打假的原因时提到，“目前国内学术造假泛滥，却缺乏一个举报、处理学术造假的规范渠道，只能借助个人的力量进行舆论监督，起到一点威慑作用。但是靠个人力量进行学术打假，没有足够的资源，权威性不够，也没有处罚的权力，能起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。” 打假的主要责任在谁?87.6%的人首选“政府”，其次是“法律法规”(66.1%)，46.6%的人认为是“行业协会”，40.2%的人认为责任在“公众”，14.6%的人选择“民间打假人”。

　　方舟子认为，打假的主要责任在于政府管理部门和专业机构。中国应该由政府管理部门和专业机构建立规范的打假渠道，接受举报，进行调查和处理。为了避免腐败，调查过程和处理结果应该尽量透明、公开。

　　“除了加强立法外，一定要加强执法监督。”张星水说，对作假的治理应该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，需要政府和民间、立法和执法、法治和德治多头并举。他倡议建立“中国诚信日”，强调所有自然人、法人都讲诚信和自律。公民不说谎、企业不制假、学术不剽窃、新闻界不做假新闻、法律界不制造冤假错案……

　　调查显示，81.4%的人希望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和查处力度;79.4%的人期待完善法律法规;71.1%的人提议建立全社会诚信机制;58.7%的人认为需要加强行业协会的规范作用;56.4%的人建议，从自身做起，不买假、不作假。